一个炎热的下午，我们的诊所如往常般地进行着诊治工作。忽然临街传来了阵阵嘈杂声，原本安坐待诊的病人也躁动起来，有些人飞奔而出，有些人原地跪下作祈祷状。我忙问拉蒙，他难过地告诉我，一艘客货两用船翻了，乘客多数是乘节假日去大陆巴塔市走亲访友的马拉博市居民。

我劝慰道：“船上应该有救生衣、救生艇之类的救生设备，加上现在是白天，水温不是很低，人在海里坚持几个小时，其他船只会去援救的。拉蒙摇头，他说：几年前也发生过轮船翻没在离港不远处的事故，邻近船只立即进行救援，未走远的亲友也急奔过来呼喊，可有一部分人就是不愿意戴上伸手可及的救生圈，甚至推开救援人员的手，他们认为是上帝叫唤孩子回去了，他们遵从天国的旨意。

听到这前所未闻的奇事，一波波酸楚感伤的情绪包紧了我。在这块热土上，我们生活的时间已不算短暂，而对当地人的理解，我仅限于他们纯朴、善良、老实之类的肤浅的认识，偶尔还觉得许多人尤其是那些贫困者有些卑微，尽管卑微得有点不公平。而他们对信仰虔诚到如此程度是我从未料到的。

每个人生来都是长辈的孩子，成人后是配偶的伴侣，是儿女的父母，是他人的朋友、同事等等，如此撒手人寰去皈依一个仅存于精神世界的上帝，如何舍得？！

次日，好消息传来，所谓的沉船事件乃是讹传。在为黎民百姓欣喜之余，我依然唏惶不已。如果不幸真的发生了，那些虔诚的信徒就会无争地葬身于冰冷的海里。任凭其亲友凄苦独寂人生，那何尝不是一种残忍啊。

人到死时都想活。作为医生，我常常看到奄奄一息的老者，有着万般不甘辞去的无奈，他们开了儿辈，还要看孙辈，无论贫富贵贱，在世上永远活不厌。对于生者也一样，曾经朝夕共处的栩栩生命，忽地阴阳两间，怎不悲痛心碎。因此，当议论到赤几人在丧葬场合没有哭泣，甚至在肃穆的表情下连哀伤都看不到，总是觉得不可思议。这是否与他们顺其自然的处世态度和宗教信仰有关呢？

就此疑问，我曾向一位同为华侨的赵先生请教。赵是精通西班牙语、英语的职业翻译。他曾是国家派出的专家组翻译之一，后以因私身份居住在马拉博经商。这位外表沉静，知识渊博的文人，对我所提的事件，似乎耳有所闻，他说，能一如既往地忠于自以为正确的信念，也许是快乐的。还就此展开谈论了什么人是否幸福和逗留在世界上的时间的长短以及拥有多少财富并不成正比之类的警世醒语。

如何去效忠于自己的信仰，不管黑人怎样去身体力行，也不论赵先生怎样的达观超然，遇到危急状况，我想我都会本能地奋力逃生，不放弃任何一个让生命存续的机会。因为我热爱这丰富多彩的世界，我舍弃不了所有我爱和爱我的人。

疟疾是世界上传播最广，对人类危害最大的疾病之一，每年约有300万人死于此病。疟疾的传播媒介是按蚊，按蚊吸过疟疾患者的血，再去叮咬他人时，就把它唾液中的疟原虫传播开来。疟原虫破坏人体红细胞，引起溶血性贫血。导致抵抗力下降。诱发诸多病症。在医学上，疟疾分为间日疟、三日疟和恶性疟，前二者发寒热时间固定，恶性疟则发作频繁，严重时常有抽搐、昏迷等症状，尤其是脑型恶性疟，如不及时治疗，患者可在短期内死亡。

尽管疟原虫对常用的抗疟药的抗药性在增强，世界各地的疟疾，高发区依然以氯喹、奎宁、乙胺嘧啶、伯氨奎啉之类的化学药品为主打药剂。客观地说，这类药物疗效肯定，价格也低廉，若能离开疫区，服用以抗复发和根治残留在体内的疟原虫非常重要。可惜这些药物，起效较慢，常常不能快速控制病情，并且有较严重的胃肠道反应或肝、肾、神经毒性。

令人振奋的是中国有一种能治疗疟疾的草药叫“青蒿”，早在两千年前的医书《本经》就有记载，《本草纲目》则明确说明：“治寒热疟疾。”七十年代，中国中医研究院的科学家查阅了大量资料，把注意力集中到青蒿这味草药上，并从中分离出有效的抗疟成分--青蒿素（Artemisinin）。我我们带到非洲使用的青蒿素琥酯针（片）和蒿甲醚均为青蒿素的衍生物。

同现行其他抗疟药相比，青蒿素制剂除了慎用于妊娠初3个月内的孕妇外，他们不产生抗药性，无胃肠道反应，疗效几乎像“炸弹爆炸”一样快除去疟原虫。因此，及时使用，疟疾没有发生突变的可能。所以他们是恶性脑型疟和各型危重疟疾得首选药。

我们的中国诊所之所以成为闻名全市治疗疟疾最有效的诊所，应当归功于我么很灵活地使用了青蒿素琥酯针和蒿甲醚针。凡是高热、贫血较严重（但血色素不低于5g）的疟疾患者，第一天给足剂量的控制病情，之后则可根据其症状控制程度和经济状况选择性地给予总量、全程或以其他抗疟药替代继续治疗。其实即使是全程总量使用青蒿素类治疗后，还是要加用其他抗疟药根治。因此选择后面的方法，除却患者需忍受胃肠道反应以及或许热度暂时不能理想控制外，还算是一个实惠、有效的治疗方案。所以只要患者进入诊所，我们总会设法让他们得到最佳的诊治，不仅仅针对疟疾，其他疾病也是如此。宗旨是以挽救生命为第一选择。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两为名不经传的医生把传奇般的中国抗疟要成功灵活普及使用到一个非洲国家，那时世界卫生组织似乎还没有重视这个卓有疗效的中药制剂。我思忖，这恐怕与经济利益驱动有管，因为受到疟疾打击的重要是购买力极低的发展中国家，国际上有实力的医药实验室不屑于研究疟疾的药品。但金子总是会发光的，我深信着，不久的将来，有需求的地区都会知道使用中国产的青蒿素类抗疟药迅速、有效地消灭疟原虫和控制高热，挽救珍贵的生命。

书到用时方恨少。在五年医学院校期间，大约有一年多时间集中在医院见习、实习。作为一名准医生，我们医学生总是如饥似渴地想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在带教医师的指导下书写大病历、开化验单、写医嘱进行诊疗等等，做得不亦乐乎。总之所做的一切都在为将来自己做好正式临床医师准备着。庆幸的实在我实习的医院有位非常负责的护士长，她谆谆教导我们最好的医师应该是全能的。因此我有空也常和护校的学生一起学者做护士工作，这些经历对我后来自开诊所弥足珍贵。

诊所开业后，先生看病为主，我就责无旁贷地做起了注射、发药、解释等工作。然而恼人的是我毕竟不是职业护士，遇到患者静脉条件差，就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试，需然老实巴交的患者不敢有怨言，我内心总是很愧疚的。这时拉蒙（Ramon）来了，请他试做了一个上午，我们就决定留下他。

拉蒙是现职军人，只因赤道几内亚国似乎非常太平，他整天也就闲着。据说年轻时，是总统府里的保健护士呢。我看他操作手法、无菌观念尚可，人相也颇为敦厚重量，心想应该不会用错人的。

在这个缺医少药的小岛国，许多医院诊所常将用过的一次性针筒冲洗煮沸后重复使用，这在我们看来时非常危险的。拉蒙开始不以为然，认为我们的做法太浪费，但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熏陶下，他的工作态度也越来越严谨，有时还会告诉我，某某诊所的护士拔掉在地上的针头拣起来继续注射，结果病人的臀部化脓了之类的笑语。

我们对就诊者的宗旨是尽心服务，一视同仁。拉蒙通常情况下也是这样做的，但他有时亦颇为灵活，如测出体温特高的，或重病患者，他也知道先领给我们看，由我们决定有限诊疗或转到综合性大医院。如果遇到名流如部长级人物或大企业主等，他会毕恭毕敬地径直领进诊室。诸如此类的事，拉蒙做得极其自然而且外面侯着的病人和家属也毫无怨言，我想这些做法应该是贴切的。

赤道几内亚的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但也有部分人群只会讲当地的芳语或匹基英语，这些都难不倒拉蒙，更为可贵的是拉蒙还能讲法语。因此遇到讲法语的加蓬、喀麦隆国的患者，拉蒙俨然是我们的翻译。

稍有知识的非洲人其实也很讲卫生，拉蒙只要看到诊所里外脏了，他就会主动去清扫；遇到人多需延迟下班，他从无怨言。间闲时，我们请他喝啤酒，他总是很绅士地自称工作时间他不喜欢喝含酒精的饮料，而把我们有意给他的小费放进口袋里。这点在非洲是难能可贵的，很多男人会把最后一个铜板都拿去泡酒吧。而拉蒙为了表现他是一个由教养的人，从不在我们诊所里喝酒精饮品。尽管如此，拉蒙绝不是一个故作清高者，他是一个非常和善、谦谦有礼的且具有军人素质的好人。

当我登高整理药架并掸去灰尘时，他会手扪胸口说，应该指令他做；当先生去擦洗停在门口的车子市，他会告诫一个白人医师不可以做这类粗活，应该由他去做。我们进出诊所，他总是立即起立，谦恭地送迎。其实先生和我自幼生长于平民之家，毫无等级观念，到了这个平和的非洲小国，突然间就成了上等人，起初还真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在马拉博市生活工作了四年。医师ISABEL（伊莎贝尔）留给我们的印象最深刻。

如果在街上遇见，从她那矮胖的身材、整洁的衣饰、鼻梁上架着一副考究的金边眼镜，只能判断她是一个家庭富足者，但是一待她开口说话，就可以轻易地知道此人绝非等闲之辈。

在非洲国家，能参与社会工作的妇女少之又少，而拥有高等学历并且有一份体面工作和稳定收入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伊莎贝尔正是这样的顶级人物。

圆盘形的Ela Naguema广场是Ela Naguema区的中心，周围有笔直高耸的椰子树，中间有一个生意兴隆的酒吧，南部矗立着壮观的基督教堂，紧挨着教堂有一片绿窗的平房就是伊沙贝尔的诊所。

当先生就职于她旗下时，我常去观摩他们的工作。诊所颇有气派，医师办公室的桌椅、诊察床都是舶来品，药柜里有许多包装精美的欧美药品，还有一些相当先进的医疗器械，这些都是外援机构赠送的。起初我很纳闷，伊沙贝尔医师为何有如此这般的个人魅力，老外居然藉借它的私人诊所把国家无偿援助的医药落实给贫穷的平民百姓。

伊沙贝尔具有非凡的言辞能力。她是岛上居民，方言是匹基英语；因为年轻时就读于英国医学院，故又讲一口标准流利的伦敦英语；西班牙于是当地的官方语言，自不在话下。

根据对象的喜好，伊沙贝尔对患者有时说怪怪的匹基英语，对普通人，她西班牙语词汇简单，速度也比较慢，手势神态都给人一种既威严又亲和的感觉。如果来者身份高贵、衣着体面或者干脆是西班牙籍人，她就那如簧之舌，发出的则是纯正西班牙人口音，词藻华丽，语调生动，表情丰富极了，常令我这个仅有速成班程度的外国人听得满头雾水。

最让我心服口服的是她和美国使馆、美国教会成员的关系。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人员之间的交往，能融洽到如此程度，必然是以诚、信为基础的。

赤道几内亚国每年都有免费到美国、西班牙、法国、俄国当然还有中国等国家的留学名额，伊沙贝尔的三个儿女都依次飞往美国，可见他们全家对美国的感情了。

美国驻赤几国使馆仅有大使和领事两名正式工作人员，其他如教会人员、经援人员还有负责石油开采的工程师以及当地聘用人员，他们的医疗保健就定点在伊莎贝尔的诊所。奇怪的是，那些趾高气昂的老美到了她的诊所，乖顺得让人感动，这恐怕是在发达国家都相当敬重一生的缘故，而伊莎贝尔对他们的服务也是无可挑剔的。至于对待那些雇用人员，伊莎贝尔也是尽责的，她会根据需要分发储备的药品，注射必要的针剂。若是在海上作业的石油开采人员病了，伊莎贝尔还会邀请擅长内科的先生并带上护士一起出诊。看着她风风火火精神抖擞的样子，年轻她十多岁的我们常常自愧不如。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到了非洲可就成了白人。

走在街上，常有黑人指着我说：“Blanca!guapa!(读布兰卡，瓦巴)，白女人，漂亮！”其实我在中国人中既不白，更说不 上漂亮。不过当他们说女儿是：“Gordita，guapita（读戈勒娣达，瓦比达），小胖子，小美人”时，我心里是很受用的。

女儿随我们在马拉博整整生活了二年。初来乍到，四岁的她白胖得个洋娃娃，胳膊大腿肥成

一节节的藕般。兴致来了，还唱“拔萝卜”、“分果果”之类的儿歌。一次，我们去中国使馆玩，不畏生的小女孩竟然在大厅里给众多陌生的使团人员表演歌舞，逗得大使、领事夫人夸她真像个小天使。

我在马拉博一段日子以后，已经深切体会到，黑非洲的人民对中国人的友好情愫远胜于欧美地区的白人。可惜女儿不懂政治，她是以貌取人的。幸亏一次偶然的事件改变了她对黑人的畏惧、厌恶心理。

一天傍晚，我领着她在距家不远的教堂广场散步，忽地疾风乱起，紧接着雨如瓢泼，我抱着她躲到一个已关门的小酒吧们口。等到风停雨止后，回家的路已是满地泥浆。我正犹豫着自己能否背着孩子走过近100米长的斜坡地时，“医生，让我来抱。”一个和善的声音从侧面传来，我问女儿：“让黑人伯伯抱你，好吗？”出乎意料地，女儿很爽快地伸出双手。

回到家，外祖父母一副诧异的表情，小宝贝怎么肯搂着一个黑人的脖子！先生和我趁此机会开导起这个“小顽固”，黑人不是也很好么，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以后要学会他们说的西班牙语，不用担心讲“黑人话”会变成“黑小孩”。

小小弹丸之地，各国使节、经援人员及经商人员可不少，因此儿童应该也有许多吧。不过很罕见浅肤色的儿童在大街小巷嬉戏。先生这点特别前卫，或者说是明智，身为医生的他，认为儿童必须和儿童玩，这样才有利于她的身心健康。至于室外环境肮脏，紫外线强烈等诸多因素都不是囚禁孩子于室内的理由。而且为了方便交流，还为女儿挑了一个她自己喜欢的西班牙名Anita（阿妮达）。

三个月后一个酷热的中午，我午休于床榻，忽闻房东的孩子逗女儿，说她是娃娃头，意指其头偏大。我忙起身到窗口欲制止那个大孩子，不料女儿尖牙利齿地反击他是老鼠头！真弄得我哭笑不得，她不仅能用西班牙语说话，居然骂人也学会了！更甚的是，我给生病的她注射肌肉针时，她居然用西语哭叫。记得以前看过的苏联小说，一位女情报员深入德国纳粹，但在分娩时被识破--因为剧烈的疼痛，她的母语暴露了她的国籍。如此看来，西语已经成为女儿的熟练语种。好在我的父母不会说西语，否则年幼的女儿会把中文忘却的。

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学好语言是做事的前提。某天晚上，我和先生去国家医院和中国医疗队的医生交流闲聊，正说得起劲时，一位值班人员赶来告知，女儿打电话找我们。原来一位病人急需一种抢救药，而这种抢救药只有我们拥有，我们急忙赶回诊所找出此药，患者家属甚为感激。假如Anita不会说一口流利的西语，怎么能及时用电话找到我们呢？还有当先生和我都不在诊所时，她会在外祖父母的指教下，请病人坐着等待，端水给他们解渴。小小年纪，俨然有外交官的风范。

可以骄傲地说，整个马拉博市，唯有我们的女儿（白孩子）是和当地人真正地游戏在一块的，她喜欢和黑孩子一起公平地玩，尽管也发生正常的争执；而那些黑孩子更是给与了她真挚的友爱。

一位妇女来就诊时曾得意地告诉我，女儿抱过她的婴儿，神态仿佛是得到了圣母玛丽亚的垂爱。

当我们行走在街上，一些黑人亲切地呼叫：mama de Anita，papa de Anita时，我们都倍感莫大的荣誉。拥有如此聪明、活泼、和善的孩子，是多么幸福。她不仅给远在异国他域生活的我们带来了融融的天伦之乐，也为我们这个有盈利目的的私人诊所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小天使的美誉，她真的当之无愧。

刚到马拉博市时，先生在当地著名儿科大夫伊莎贝尔诊所工作，由于我的到来，两人决定自立门户，开一个中国诊所。

借助中国医疗队常年在非洲国家无偿援助的美名以及先生已在当地工作一年的经历，我们从开业后，每日门诊人次达到30余人，而且多数患者病情复杂、严重，如果在中国县级以上城市，其中有四成左右的人因该去看急诊，并住院治疗。缘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来到我们的诊所，凡是有把握的，我们都尽量收治。一段时间后，善于归纳总结的先生得出一个在非洲疫区行医的体会：无论患者以什么原因来就诊，针对老龄或年幼或体弱患者都应常规予以抗疟防治。因为大部分人的脾脏都有疟原虫存在，一旦抵抗力下降，容易并发疟疾。还有对孕妇、儿童需配给抗贫血药以及适量的维生素。另外对儿童最好予以三月一次的驱肠内寄生虫治疗。

在国内，医生仅需开出理化送检单，处方，可在这个开在非洲国家的私人诊所，我们还有更多不能推卸的义务。有些母亲一带就是三四个小孩，而身揣的钞票，给一个孩子用都紧张。我们只得开出一天的药量，嘱咐次日复诊。有些会真的回头，有些会隔几天或几周再次病了才来，还有些居然也就挺过去了，不服药亦无大碍。作为纯粹的医生，要给患者选方择药，还要解释如何服用，如何护理病人，传授一些基本的医疗常识，如怎样利用家有的糖、盐调配口服补液盐，用冰块给高热患者做物理降温等等，最困惑的还是要为之计划合理分配有限的资金，这些在初始阶段还真的难为了我们，可现实只能如此。

短短的两周时间，我们的诊所已名闻全市，一些达官贵人也来了，甚至总理也亲自领着家属在卫兵的陪同前来就诊或咨询疑问。这时多亏了一名曾经是总统府的保健护士Ramon（拉蒙）应聘到了我们诊所，作为一名职业护士，他的加盟，担当了原来由我勉强做的注射、输液、安排诊疗等工作，而且医患言语上的距离问题也迎刃而解。

繁忙的工作，给我们带来事业成功的喜悦，但同时也使我们体力严重透支。每天从早上8点到12点，午3点到晚7点，回到住家几乎已无力做饭洗衣。这时，我想到已退休闲居的父母，如果他们到来，必定能解决我们的衣食之忧，而且还能把我们日夜牵挂的女儿带来。拥有自己的诊所后，经济上基本没问题了，健康也可凭借我们的医术做保障。为此我们去中国使馆申请办理邀请父母女儿出国的经济担保书，领事非常支持，详细过问了我们的生活工作状况后，很快就批发了申办护照的文件，仅一个月时间，父母带女儿也走出国门，从此我们一家无口三代同堂的团聚在马拉博市。

中国人遇见亲人、朋友、熟人时，通常以握手、鞠躬或下跪等动作表达内心的爱心敬意。早在电影电视里，我已感觉到，老外的感情特别外暴露：朋友相见要张开双臂拥抱；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同样紧搂入怀里热吻对方；至于情人则更是人尽皆知了。总之他们的身体语言很丰富。

先生从海外回来，闲话到礼节时说，拉丁语系人特别爱“碰脸”，无论男老少，初次相见或久未谋面时，总是右脸贴右脸，然后左脸贴左脸，口中还发出亲吻的“咂砸”声。当然，有些是真的吻，有些是仅发出声音而已，也可以仅仅歪歪下巴，闭口无音。

第一次也是最多次和我碰脸的是赤几医生伊莎贝尔，她是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小儿科大夫。先生领我去她诊所，他们一见面就互相拥抱并碰脸，唧哩咕噜地说一些客气话后，伊莎贝尔转向我，用十分标准、动听的伦敦口音英语向我问好，然后我们也开始碰脸，我闻到了她身上有一种好闻的青草香味。我问先生，先生问她，她显得很高兴，径直用英语告诉我：这是他们用一种植物自制的香水，可以祛体臭，还可以防蚊。边说着便打开办公桌抽屉，拿出一瓶200ml淡绿色的液体赠与我。

我实在是太喜爱那种带着天然青草味的香水了，也许驰名全球的法国香水亦不过如此罢。怀着欣喜的心情我接受了伊莎贝尔的馈赠——用他们的话说是一个小礼物，你若喜欢便可收下。

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受儒教思想影响，以为喜怒哀乐不形于色是君子的风范，是文雅的美德，于是大家都习惯于以斯文、淡漠、冷静来修饰表情，只有幼儿喜欢缠人去抱他们、亲他们，成人则按照不约而同的规范原则将这纯洁美好的行为遗弃了。

赤几人天性豪爽、乐观，一根木棍往地板上一跺，就能调出浓郁风味的舞蹈，简单的旋律伴着“咚咚”跺声，仿佛领人们回到远古凿木取火、茹毛饮血的时代。美国歌星迈克尔*杰克逊认为现代歌舞的发源地在非洲，我认为千真万确，对于黑人的一些习性，作为另一种族的人不便多加评述，然而他们那种单纯可爱、心无城府、不拘一格的天然习性是我深为欣赏和钦佩的。

我常常伫立于阳台俯视街上行人，耳边回荡着酒吧里传出的节奏强劲的音乐，看看两人煞有其事地拥抱碰脸，心中常泛起一种奇异的感受，快乐、幸福其实和金钱、地位、种族没有多大关系，能够使自己的情感获得自由自在的释放，生活中的苦痛会减少许多。

曾经去异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数字是语言中最早也是最容易学会的单词。到达三天，我已学会了从1到10的读法和写法，当然还有为了应付热情的当地人的问候语，如“早上好！”“下午好！”“很高兴认认识您！”。可有一句话，我早就会了，但从来不敢说，以至于到后来亦不敢轻率说：mucho trabajo，即很多工作，意思是我很忙。

         我第一次注意到到这句话，出自于一位15岁的少年口中，他郑重其事，那神态语气，仿佛他是一位身居要职的政府官员。

         首都马拉博，位居比奥科岛，四周环海，一年分为旱季和雨季，旱季从9到3月，顾名思义是干旱季节，几乎不见一滴雨，余下的为雨季，雨季气候凉爽，下雨时可以连续从早下到晚，街上水流成河，然而一旦歇停，不消一个时辰，仅在沆洼处可见积水，大部分雨水都已流到近在咫尺的大西洋或渗进肥沃的土壤里。

        曾有一位老人自豪地告诉我们，上帝特别厚爱赤几人，他指指屋屋旁葱绿的芭蕉树，说：“我们不用种，树上就结出又大又甜的芭蕉！”

        我已注意到，我们住家的左邻右舍，大多数男人留驻在屋，晚上到酒吧跳舞，喝啤酒，白天偶尔见他们提一把砍刀，劈去门前杂草--这里的土壤实在太肥沃，那些生命力旺盛的小草，一个晚上似乎就能长上几寸。

        砍刀是普通赤几人家庭备有的工具。刀身长约50cm，头部呈弯月状，形状笨拙，握在健壮的黑人手里倒也不失为一万能工具。种魔芋时，他们用刀头挖个小坑，植入芋苗，再将泥土覆盖回去，然后就等到魔芋枝高叶茂，用砍刀挖出皮黑肉白的大魔芋。种玉米也差不多，用砍刀松松泥土，撒入种子，偶尔铲去杂草，以免土壤的肥力被“盗用”过多，那就称得上是勤劳者了。

        风调雨顺的气候、得天独厚的环境, 造就赤己任乐观、纯朴的天性，同时，也滋生出一贯的惰性。在殖民时代，西班牙人用皮鞭强制他们到庄园种植可可、咖啡。原始、机械、屈辱的劳动并没有消磨去赤几人的天性。而今一些有识之士深深痛恨外来侵略者对赤几国统治期间，除了运走木材、可可、咖啡等资源外，没有开始发展国家的工农业，除了掠夺还是掠夺。

        正因为这许许多多的感触的扰乱，我时而谓叹当地人懒散，时而有羡慕他们生活得悠闲自在。在这样一个国度里，肆无忌惮地行乐不是颓废、堕落，因为上帝恩赐了他们这种与生俱来的福分。

        和熟谙西班牙语词汇连丰富的西班牙人不同，我,一个母语是汉语的中国人认为，mucho trabajo 是赤几人的一个期望，他们也希望自己很忙碌，然后也做官也发财，也光宗耀祖。

民以食为天，到马拉博草草住下后，我们便出去采购食品。

    由于昨天在杜阿拉中国经商处安稳地休息了一夜，我完全适应了时差，甚至连日奔波的劳累也由那多出的7小时给抵消了。

    七月中旬的马拉博，白日最高气温也无非是38摄氏度左右，头顶上的太阳似乎比在国内显得大一些，照在身上稍稍有点痛。先生带我去Mercado即农贸市场，那里东西便宜。

     Mercado位于市中心的西北部，靠近街道有一间间店铺，出售饮料、油、酒、调料等瓶罐纸盒包装的商品，摆放齐整，也显得较干净。往里进去，便是摊架式的衣裙裤鞋、锅碗瓢盆之类的日常用品销售处。这些对满载数拾公斤行李的我们来说没有丝毫吸引力，我们紧需的是食物。径直往前，满地的蔬菜瓜果展现在眼前，同时不鲜荤食的秽臭也夹杂冲来。我屏屏气，忍着罢。

     先生挑出一只卷心菜放到盘秤上，“一千cefa Franco（读赛法费朗哥，当时兑换价为100cefa=2元法国法朗）！”我不禁诧异，3斤重的蔬菜就得花去30多元人民币，那我们带来的美元能消费几天呀。然后 我们去买西红柿、青椒，这些论个卖，又大又鲜的500cefa一个，鸡蛋是100cefa一只，一堆3—5瓣大蒜也需100cefa。我瞧瞧眼前品种不多货色亦欠佳的菜场，问先生：“这儿人均工资有多少，物价怎么比中国高这么多？”

     “你看那边，”先生领我走向另一侧，那么长的一串香蕉才卖100，还有那些黑乎乎的木薯、魔芋，足有10公斤吧，也只卖500。好比中国的三十年代的洋火（火柴）、洋油（煤油），既然是有钱人消费的，价格当然高。”

     我们拎着蛋鱼肉菜，走到路旁的小店，伙计们蜂拥上来，每人手中捏着一把米向我们推销。先生走到一爿店前，黑小伙用手轻便地插进编织袋，掏出小撮米展现给我们看，成交后还叫来出租车。坐在车上，我说这袋米被他们掏来掏去，怎么还算20公斤的价钱呢？“这是非洲，”已有半年居住史的先生说，“要是什么都规范，国家哪会如此贫穷。”

    我想起随身带来的三只大皮箱，里面光食品就有：香茹、木耳、菜干、虾仁、牛肉干、紫菜等等，甚至还有我爱吃的糖果蜜饯。我们以普通经济舱机票托出如此多行李，那位为我办理的好心人，一定是了解非洲物资匮乏，才不和我计较的吧。

飞机稳稳地降落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拉贝巴机坪。那是七月中旬一个高原气候的凌晨，没有我想像的的炎热。

早在童年时代看连环画时，我的头脑已灌满亚非拉劳动人民勤劳勇敢的概念，今天终于可以脚踏实地体验了。

机场内有免税商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有浓郁非洲风格的地方。橱窗里摆设着用象牙、黑木、彩色矿石等雕就的各种首饰和工艺品，虽然粗拙，却透出贴近自然的淳朴。注明金饰品的物件，色泽惨淡，远不如国内的足金那般黄澄澄、明灿灿，充满诱惑力。最令人欣赏的是黑木雕少女半身胸像，头发部分刻成整齐的玉米棒状，女孩的额部光洁，鼻梁高挺，嘴唇略显肥厚，紧抿着，透露出倔强，饱满的胸部更是显出此模特健康、青春气质。我环顾机厅的乘客，黑人中也不乏西装革履、气度非凡者，但是我所注目的如黑木雕般美丽的女子则廖廖可数，而且她们年龄似乎仅有十四五岁。

在中转站，每个乘客可以凭登机卡领一份免费饮料。黑小伙忽地冒出一句相当纯正的的中国话：“清凉油！”我递上随身用的那盒，他满意地将我索取的两杯牛奶满满斟上，原始的物物交易，令我颇感鲜奇。如果用一盒风油精能换点什么呢？我拈拈挎包里的绿色液化，不禁企望着刚刚见过的黑木雕塑。

难捱的等待终于结束，我们再乘埃航前行。这飞机显得狭窄了许多，地毯散落着污迹。本航班仅有八位中国人，亲不亲，故乡人，我们自然而然地坐到一块儿。他们是国家派往刚果的经援人员。

飞机再次降落在喀麦隆国的杜阿拉机场, 已是当地黄昏时分, 热浪迎面扑来, 我感到阵阵躁动。尽管杜阿拉离马拉博只有咫尺之遥，但我们必须出境住一夜了。--这是廉价机票带来的烦恼，是我们当时不能避免的。

同行的六位老乡已经端坐在中国驻杜阿拉经商处面包车上，来接机的那位先生招呼我俩动作快点，我就急忙跑去也坐到车里，而我先生却迟迟疑疑地告知，我们是去赤几的华侨，还是打的到当地的宾馆住宿为好。

“海！今天情况特殊，你快上来！”那人热情的说道，“这几天杜阿拉乱着呢。除了咱们中国，其他外国使团的车都不敢驶出，惟恐老黑抢劫。”

“那真是太谢谢您了”，我连忙道。

“要不是你们正巧同机乘来，我也不能特地赶来迎接，这真叫运气。”

是的，我至今已经预感到好运不会里我太远。非洲，我相信你有容下他人的胸怀，因为我自觉有着一种不可言喻的亲和力。驶离那群令人心惊的武装士兵，扑入视野的是典型的热带非洲风光。可在我的脑海里回味这司机的话，为什么这里的人对中国人特别友好，是因为中国政府一直坚持的对外五项基本原则，并且在经济上慷慨解囊相助吗？还是我们的肤色介于黑白之间？

无论怎样，我已经进来，不管是否适应，非洲，我都将在您这块热土上生活一阵子。昨日，我们还素不相识，今天我已贸然走进您宽厚的怀抱，请给与我一席立足之地。

我有幸赶在八十年代高中毕业，并上了高考分数线。家父作主让我在志愿栏目表上，依次填上所有的医学院校名称。还颇有远见地说：“哪个朝代哪个国家都需要医生，而且你身体瘦弱，学好医术，至少也能自保啊。”此话可谓真知灼言。

先生出国两年余，带着陌生的气息回到我们母女身边。十七月龄的女儿仅凭着血浓于水的缘份，很快对这个被称作“爸爸”的“叔叔”由好奇到喜爱，这让已带她一年多的保姆嫉妒不已。可是，宝贝，妈妈却不得不离开你了，你爸爸已为我办齐所有的出国手续。在那个年月，能跨出国门，似乎意味着时髦呢。

该带的物品都置办了，我留给酣睡的女儿一个亲吻，告别父母朋友，赶到北京。褚色的护照里，附有一张出境卡，前往国是：赤道几内亚。

从北京到马拉博（赤道几内亚国首都），便捷的航线不多，出于经济原因，我们选择了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通过绿色通道，我把行李放到传送带上。机场人员皱着眉，说：“小姐，超重太多了！”我不知所措愣了一愣。他看看我忽地一笑：“上罢，最后享受一次祖国的温暖，反正是老外的飞机。”我如释重负，忙地谢过。

走进铺着地毯的机舱，我们的座位在能看见机翼的那排。先生教我系好安全带，此时此刻，我头脑空空，毫无感触可言。飞机向前滑行、加速、头部翘起，不一会儿即升入云空，身下的京城已是星星灯火。我这是真的飞出去了。

    就好比随着人流去商场购物一般，我如此自然而然地走出国门。放弃现有悠闲舒服的工作，离别亲朋好友以及从小生长的地方，我去彼岸的那一片天地为了什么？这类疑惑曾轻轻涌入我的顾虑，可我没能去深思。

机身一阵剧烈的抖动，我看到机翼上冒出似乎是磨擦造成的火光，我不禁惊叫起来。坐在我右侧的一位男士微笑着问：“是第一次乘飞机吧？”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那是飞机撞上带电的云引起的，过一会儿就没事了。”果然，很快机舱的警示红灯熄灭，耳机里又传来悦耳的音乐。借着微弱的灯光，我注意到他似乎已年近六十，脸上刻划着睿智和慈爱。他说：“我是最后一次出国，这趟援外，就能解决小儿子结婚用的家电了。”

当他得知我们夫妻俩是医生时，好生羡慕地说：“去非洲好，中国医生在非洲威信很高，你们准能挣钱。”挣钱？我潜意识里应该是喜欢拥有很多财富的，但我真的没有仔细想过，出国是为了挣钱，仅仅凭着嫁夫随夫的朴素思维走出了国门，。我望了望先生，他却不无感慨地说：“还是你们公派人员好，旱涝保丰收哇。”

同是去非洲那块黑土地，除外交官外，普通出国人员还有因公因私之分。坐在我身边的那位工程师和他身后的几位同事都是由国家派遣，为了祖国的名誉和利益，当然也有小利给自己，抛子别妻，去忍受苦难。我们呢？